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至今8年多来，欧洲经历了外部市场冲击与内部财政、货币、债务、银行等多重危机的考验。在一系列紧急应对方案和深度改革措施的“猛药”之后，初步踏入了增长轨道，但复苏步伐远远算不上稳固，金融风险频发、政治与社会动荡，正在成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严重阻碍。

　　2016年前三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季调同比增速维持在1.7%，较上年有所下降。第三季度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增速均呈现下滑趋势，分别较前一季度下降0.5、2.7、1.8个百分点，至1.6%、2.1%、2%。在此背景下，虽然欧洲央行在最新月度报告中预计“欧元区经济有望继续温和、稳固复苏”，但也开始讨论新货币宽松方案，以进一步刺激欧洲经济增长。其中，QE购债计划除延长期限外，每月购债规模或将改变12月货币政策会议的决议，从2017年4月起仍维持800亿欧元水平，并扩大欧洲央行的购债范围。

　　虽然对QE政策的争议从未停止，但实施救助政策至今，欧元区通胀水平与就业状况的确在逐渐向好。截至2016年11月末，欧元区消费者调和物价指数（HICP）从5月的-0.1%稳步上升至0.6%，显露出通缩改善的迹象。此前居高不下的总体失业率也跌破10%，但小于25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仍高达20.7%。为维持已有政策效果，欧洲央行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应是大势所趋。

　　与温和复苏的实体经济相比，金融市场风急浪高。虽然主权债务危机暂时缓解，曾深陷危机的部分国家迅速显现反弹增长态势，爱尔兰、西班牙2016年第三季实际GDP季调同比增速分别达4.3%、3.2%。但希腊、意大利等重债国经济增速则不尽如人意，政府债务依旧沉重。截至2016年上半年末，这两国的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79.2%和135.5%，远远高出60%的国际警戒线。据市场机构估算，2017年意大利政府有2160亿欧元债券到期，比2016年多了约300亿欧元，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仍然较大。

　　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交叠，曾是欧洲深陷危机泥潭的重要原因。眼下主权债务危机企稳，银行业却并未见明显好转，德、意等国的银行风险还在上升。当然，近期欧洲银行业也接连传出好消息：一是曾被美国司法部施以高达140亿美元罚款的德意志银行，和解协议罚款降至72亿美元；二是意大利国会批准200亿欧元救助基金，救助包括该国第三大银行西雅那银行在内的银行，解了燃眉之急。但许多对冲基金经理认为，这些利好并没能实质性消除欧洲银行业的隐患。

　　与此同时，持续的低利率和欧元汇率走弱还在加大银行业经营的压力。尤以意大利银行业为代表的、以常规贷款为主的银行，面临的挑战最为凶险。欧元汇率走弱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冲击，对欧洲银行的投行业务、交易业务、衍生产品业务构成了极大威胁。德意志银行2016年初宣布确认68亿欧元亏损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此。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银行业与欧洲央行的紧张关系正在升级，可能加大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欧洲央行目前正在成为欧洲银行业的统一监管者，试图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监管规则，有效控制欧洲银行业风险，但其推行的诸多政策在成员国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抵触。近期，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六家法国银行相继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抗议欧洲央行要求他们对在国有投资机构信托局(CDC)的特殊存款计提资金拨备。事实上，欧洲银行业联盟“三大支柱”核心框架虽已得到相关法案支持，但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成员国之间却存在着较严重分歧。

　　从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到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一场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欧洲。英国公投“脱欧”，市场始料未及，一度被称为“闹剧”、“非理性”，但公投结果的法律效力却不容置疑。围绕“脱欧”进程如何推进，英国内部、英国与欧盟之间，正在进行拉锯式博弈，前景仍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已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了较大冲击，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从欧洲社会内部看，贫富差距拉大也激发了民粹主义泛滥。欧洲央行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68.0上升至68.5，不平等程度趋向恶化。此外，几乎所有家庭的财富状况都比2010年调查时变差。

　　2017年，法国、德国与荷兰都将举行大选，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有可能会举行大选。这些国家的主流党派在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下连连失利，民粹主义党派趁势不断扩展势力。欧元区五个大型经济体面临的大选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欧洲的总体政治格局和政治走向。

　　恐怖主义威胁也是欧洲面临的重大风险。自2015年11月巴黎特大恐袭事件之后，恐怖威胁如同幽灵一样笼罩在欧洲上空。欧洲人对他们还能不能享受宁静生活怀有莫大忧虑。

　　欧洲央行近期发出警告称，由于全球政治不确定性攀升，全球市场突如其来的调整风险加剧，恐危及银行稳定和经济增长。其实，基于经济、政治、社会多重矛盾和冲突的缠绕、叠加，真正的风险点可能就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