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全球经济在2017年的增长前景，大致有三个维度：一是既有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二是不确定风险暴发的概率及对全球经济的可能冲击；三是技术变迁和相关载体的发育状况及对生产和消费的促进。围绕全球财富配置主导权的争夺，将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博弈的关键主题。鉴于欧洲恐袭、难民矛盾加剧，选民的不满或将导致右派登台，欧洲政治倾向则将更趋保守，本就命运多舛的欧元将如何保住其全球第二大货币地位便成了最大悬念。

　　尽管预测全球经济增长早已不局限于技术分析领域，而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之后才能给出可能的增长区间，但对2017年而言，却蕴含着某种意义。因为这是全球经济在告别上一个黄金周期（2004年-2007年）之后随即遭受百年一遇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一直处于修复与整固状态而迄今仍未步入新增长周期的第十年。笔者曾在2008年10月研判：世界经济或步入十年寒冬。当时有人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缺乏判断依据。回顾近十年来全球经济的运行轨迹，虽说“寒冬”一词有些严重，但事实是这些年来全球经济真的没有好好增长过。世界经济能否新生，并不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经济组织头痛医头式的救市，而在于发达国家能否深刻检讨其短视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对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在于这些国家在医治“美国病”带来的经济创伤之后，能否重拾技术革命，在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同时，向其免费或低成本转移技术。

　　现在看来，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复苏很多时候更像一种假性复苏，是主要依靠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驱动乃至“直升机撒钱”，而非真正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内生性增长轨道。而作为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过往8年多来，美国尽管内伤严重的金融系统差不多得到修复，全球资金也随着强势美元周期的启动不断流入美国，道指涨了两倍多，如今直逼2万点大关；奥巴马政府任期内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看起来正在起作用，谷歌、苹果等超级企业依然十分强大，信心满满的美联储似乎要将加息进行到底，预计2016年美国经济规模将逼近19万亿美元；但若依此判断美国经济已完全复苏并迈上强劲增长轨道，则未免言过其实。梳理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祭出的一系列国内外经济政策的逻辑安排就明白：尽管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真正花在促进经济内生性修复的精力是最多的，但更多时候却是凭借其依然握有的机制化金融霸权，低成本对外转移金融风险并顺势实现对全球财富的重新切割。而业已步入加息周期的美元，其强势运行的基础性条件其实并不扎实，这也是商人出身的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急于表态准备重塑美国制造业核心优势的立足点所在。

　　美国尚且如此，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欧洲则在过去一年里加速分化。本来，在一体化进程中加速赶路的欧洲应该利用美国收缩海外战线的机会加紧整合，以整固区域经济竞争力，但是缺乏地缘大战略视野的欧洲领导人却在难民等棘手问题上一再犯错，加上前几年欧盟急于扩大政治版图而忽视了相关配套条件的发育，而本就和欧陆同床异梦的英国，在国力衰退和如何保持国家理性方面纠结了许久之后，终于通过多数人选择，走上了逆全球化道路。于是，英国脱欧成了2016年欧洲政经格局演变中的超级“黑天鹅”，其业已发酵的效应究竟在2017年如何演变，乃至是否影响伦敦作为全球最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战略地位，当是特里莎·梅和英国政经领袖们需要应对的头等大事之一。鉴于欧陆主要经济大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将在2017年举行大选，摆在区域经济领袖面前的重量级命题是英国脱欧之于欧元的实质性影响，以及主要经济体会否出现更大规模的反欧元运动。鉴于欧洲恐袭常态化、难民矛盾加剧，选民的不满或将导致右派登台，欧洲政治倾向则将更趋保守。果真如此，本就命运多舛的欧元将如何保住其全球第二大货币地位便就成了最大的悬念。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德国经济的绞杀会否收手？而再度谋求连任的默克尔届时能否拿出一整套全新的内外经济战略。

　　日本经济近十年不温不火，以及被政客们寄予厚望的“安倍经济学”的“负重前行”与成效不彰，换个角度看，其实是日本经济迈向更高阶段转型的阶段性反映。安倍在其新年首场记者会上誓言要全力摆脱通缩，继续射出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的“三支箭”。只是眼下世人更关心的是，日本能否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的变化，将如何处理好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美、日试图切割中国贸易体系的努力会否在特朗普上台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笔者在此要提醒的是：综合评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切莫忽视其高达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这是日本依然傲视亚洲群雄的重要战略依靠。

　　毋庸置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依然贡献着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6年度，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与欧洲分别只有0.3及0.2个百分点。中国的贡献率甚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尽管中国绝对经济规模不足美国的70%。但是中国本身也面临经济增长动力的不确定，因为在告别上一个高速增长周期之后，新增长动力的培育尚未真正进入收获期。笔者早在几年前即说过，今天依然还是同样的判断：中国经济在规模上超过日本之后的急务，不是何时在体量上超过美国，而是如何紧紧管控住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严控债务风险度的上升，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高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同样，对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金砖国家而言，尽管其均有一定的潜在增长动力，但如何保持经济与金融系统的稳定，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也是各自国家的高难度命题。

　　债务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手段，却也可能是经济体系的毒瘤。如今，全球债务占GDP比重高达325%，而政府债务又占据了最大比重。任何一个理性的央行行长都深知，要保持货币发行的工具理性，说易行难。

　　判断全球经济在2017年的增长前景，大致有三个维度：一是既有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二是不确定风险暴发的概率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可能冲击；三是技术变迁和相关载体的发育状况及其对生产和消费的促进。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求解全球性命题的基础，但围绕全球财富配置主导权的争夺，将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博弈的关键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