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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化为中心进行结构大调整

更新数据日期:2014/08/28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经济回暖不具有可持续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形势怎么判断?

王建: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提升到7.5%,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我还是要指出,这种回暖并不具有可持续的基础,因为造成回暖的主要动力是外需。

对这个问题已经无需反复论证了,只要看到,直到去年年底,美国的工业比危机前只增长了1.2%、日本降低18%、德国降低0.5%,但同期美国股市却涨了超过40%、日本超50%、欧洲也是大涨,就可以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是重归泡沫,而次债危机的爆发已经证明,是泡沫迟早会破,我认为,很可能会破在明年这个时候。

中国目前的经济复苏,也是靠再次恢复到次债危机爆发前的轨道,即还是必须先有外需的扩张,才有国内生产的增长空间。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必须转向内需型增长,但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风险正在酝酿中,即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危机再度来袭,中国经济的再次衰退就很可能会跟着出现。

展开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

中国经济时报:你刚才提到,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这如何理解?

王建: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与以下三个认识有关:

第一是认为经济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长期内在增长率回归”,因为长期的“超常规”增长本来就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所有关于“崩溃”、“危机”和“硬着陆”的说法都是杞人忧天。

这种认识有待商榷,首先是武断地否认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长期高增长的可能,认为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的事,在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人是否也看到了9%以上的增长率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30多年,早就打破了国外仅能保持10年的记录。

其次,凡是健康的经济增长都会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率,而这又是建立在合理的设备利用率水平上。美国战后近70年时间,设备利用率长期稳定在85%左右,经济增长率却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工业化前后,经历了6%和3%两个台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2011年经济进入下行态势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设备利用率的不断走低,已从2007年90%以上的高峰下滑到目前的接近70%,这是生产过剩的典型标志,因此是生产过剩在迫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而过剩持续严重终将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速度的持续下滑趋势,不仅不具有合理性,还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我们不能因此耽误调整的时机。

当然,我也不同意用“崩溃”、“硬着陆”这些说法来描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抛开有些人恶意唱衰中国的险恶用心不说,这些词汇都不是对目前中国经济矛盾的准确描述,所以还是用生产过剩危机来描述才更具分析问题的价值。如果是用危机的观点分析,战后很多学者都同意如果经济增长率从高峰下跌一半,并且设备利用率下跌到75%以下,就是爆发了危机。在世界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生产过剩危机的性质和形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如果用增长率下降到长期平均增长率一半以下就是进入了危机状态,可能更为合适。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那就是经济增长率下跌到5%以下,就可以认为是进入了危机。从2008年的经验看,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增长率也突然下降一半,比如从2008年的11.3%猛然下跌到2009年一季度的6.6%,所以也需要警惕,如果明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度来袭,中国某个季度的增长率可能会突然下跌。

第二是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所以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更多集中在地产和金融领域。去年以来,房价开始下跌,目前已扩大到八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大城市,房屋销售也明显萎缩。在过去三年的经济下行中,只有房地产投资增长还明显高出投资平均增长率,是经济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领域,但是到目前阶段,这个最后支撑住增长的柱子,也慢慢倒了下来。由于高达几十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至少有六成以上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房产泡沫破裂又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所以各方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市场危机的担心,目前就高涨起来。

我想说的是,凡是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在爆发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出现了实体产业的生产过剩矛盾,因此都是实体产业的资本没有出路,才大规模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才催生出资产泡沫。比如1929—1933年的大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生产过剩日益严重,才催生了股市泡沫;日本1990年资产泡沫危机爆发前,是因为“广场协定”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的产业资本继续出口没有钱赚,才涌向了地产和股市领域;次债危机爆发前,则是出现了新全球化浪潮,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使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失去了竞争力,才大规模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是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中断了中国的外需,导致国内产能突然剩余,由此引起了产业资本向制造业之外的赚钱领域转移,或者是去炒房,或者是去炒社会融资等。所以看似资产泡沫危机,实则是实体产业危机,从这个角度说,要想化解资产泡沫危机,不从化解实体经济危机入手,就是“扬汤止沸”,越化解越严重。

必须看到,在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同时陷入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发达国家是生产不足,而在中国却是生产过剩。发达国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发货币,是因为推动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发达国家想走回“再工业化”的路子已无可能,因此只能靠增发货币创造需求泡沫,增长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长。正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再度膨胀的趋势,才构成了发达国家必然是在走向下一场危机的格局。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导致了人口的主体仍处在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这就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保留了巨大的后续增长空间。所以,中国完全没必要学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目前的矛盾,而是应该尽快转入以城市化为主要方向的结构大调整。

第三是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反对增加消费的人说,不能忘了投资是增长的源泉,这话当然没错,但还有一条理论叫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就会有生产过剩危机,这条理论是否还记得呢?不说理论说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从1979—198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投资原地踏步,即三年投资没有增长,积累率从1978年的36.5%压低到1981年的28.1%,社会消费则从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1981年的2350亿元。用今天的口径来说,就是资本形成率从1978年的38.2%压低到1981年的32.5%,而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增长高潮中,资本形成率才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在这长达13年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又哪来的经济高增长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真心拥护呢?所以,那种认为储蓄与投资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论与现实中都是说不过去的。

储蓄率过高就要压储蓄上消费,而继续上投资就会加重生产过剩,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当然,提升消费比例并不是动员人们花光所有储蓄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推动城市化,创造出把农村低收入人口转变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条件。这是真正的结构调整,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还是要靠投资,但这类投资首先不是用在扩大产能,而是用在为农民转变成市民所必需的条件,比如城市的居住条件、生活与教育医疗条件等,用过去的话说,就是要更多地搞一些非生产性建设。

总之,判断中国是否有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是要看是否展开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因为只有城市化能够救中国。

当前改革的重点在于反腐和搞活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王建:虽然直到目前对经济下滑的成因还有分歧,但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到,生产过剩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内生性因素。生产过剩产生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在今天的中国则产生于分配不公和城乡差距过大这两个方面,前者属于体制问题,后者属于发展问题。中央所决定的改革措施都很好,都很重要,都应该推,但当前改革的重点却不在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于反腐和搞活企业,如此就不可能对消除经济下滑的内生性因素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扭转经济的下滑趋势。

直到目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论,应该怎样在不刺激、微刺激和强刺激当中选择,殊不知像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这样的问题,用传统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而必须进行大调整、大改革。

有人会说,你说的城市化现在不是已经在搞了吗?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化重点是放在了小城市和镇,但是打工农民有七成集中在沿海中等以上的大中城市,这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把城市化重点放在小城市以下,目标就不是要解决打工农民主体的进城问题。同时,从未来20年看,中国应该有数亿农民进城才对,但目前的安排却是在7年内1亿人进城,按目前的城乡统计口径计算,年均城市化率只有1.8%,只是新千年以来13年平均水平3.6%的一半,这样怎么可能靠城市化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呢?

此外,新千年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中国每年新增需求在15万亿元左右,支撑了9.7%的年均增长率,按新千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每个新增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左右的投资,如果是8亿人进城,就可以新增400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年均20万亿元,继续保持未来20年9%的增长率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把城市化的目标定在7年1亿人,到2020年年均增加的投资就只有7万亿元,相对于去年4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投资增长率就只有15%了,当然难“保7”。

同时,由于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超过3倍,所以面向城市化的投资,是在为培育中国更广大的高收入人群打基础,可见,只有城市化投资是唯一可与未来消费衔接的投资。很多人之所以害怕新的“四万亿”,就是因为那种只立足于增加供给的投资,无法与远期的消费相衔接,所以只能短期救急,长期看反而会产生更严重的过剩,但城市化投资可以衔接长远消费,就没必要担心会加重过剩了,甚至可以说,在未来20年只要是围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投资,再多也不嫌多。